记者:去年4月份朱总理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，曾题词：“不做假账”，这四字读来很沉重，你怎样看假账的危害？
薛云奎:假账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影响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。税收政策、股利分配、员工工资等，所有这些都以会计数字为基础。会计信息失真就会导致分配政策的失效。
其次，就是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。如果一个证券市场充斥着虚假的会计信息，就会使投资者无法分辨出哪些企业是值得投资的，哪些是不值得投资的，从而导致投资失去方向，导致资源盲目流动。
除此之外，假账的泛滥还将毒害人们的心灵和道德，导致投资者丧失信用和良知。
记者:自从银广夏事件爆发后，资本市场就弥漫着对会计师的不信任，你作为专家，对此有什么看法？
薛云奎:美国是“安然事件”，中国是“银广夏事件”，一夜之间让大家意识到会计师是多么重要，这是好事。
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下，资源是采用由上到下的分配方式，会计发挥的作用就是统计功能，把下面的产值、成本、消耗，汇总统计上来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依据。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会计一直不受重视。
而在市场经济中，财富分配是以会计数字来进行分配的。评价一个企业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每股收益，如果会计造假，就会使得投资者失去方向。计划经济下企业利润、亏损都是由国家承担，会计的工作并没多少人关心。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，要把资源合理引导到好的企业、好的行业，一定要有好的健康的会计。
记者:安然事件的出现，让我们对国外会计师事务所也产生了疑虑，不知你怎么看？
薛云奎:原来一直说美国的会计就是好的会计，“安然事件”出来后，大家忽然发现，美国的会计也不够好。这里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很多投资者对会计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以为会计算出来的东西就很精确，以为会计就像做数学一样，1+1=2，但实质上会计做不到，会计其实是门“主观性很强的艺术”。
会计计算的很多东西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期的基础上，比如我们这个学校的固定资产寿命按多少年来算帐，10年还是20年，这在会计上会造成不同的影响，如果是10年，那每年提取折旧是10％，5亿的投资每年就是5000万；如果是20年，那每年提取的折旧就只有2000多万。如果放在一家企业上，提取5000万折旧就是亏损，2000多万可能就成盈利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？在于人们对资产未来使用年限预期的不同，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预期会有不同的判断，这是很正常的。
很多东西在会计上并没有好的计量方法，比如无形资产的衡量。所以说，会计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会计是万万不能的。
记者:你对安然事件有什么看法？
薛云奎:美国的会计制度毕竟有100多年的经验，但为什么还会出现“安然”事件。安达信的CEO向全球发公开信，主要的观点就是，我们的会计制度已落后于时代。
现行的会计模式是在上世纪30年代奠基的，在过去的70年里，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而会计模式并没发生类似的变化。讲得直接点，用原来衡量工业时代企业价值的方法，来衡量知识经济下企业的价值，可能就不灵了。举个例子，一个企业如果有两三个很核心的人员，那这企业可能就值3000万；如果这两人离开了，同样还是这些设备，可能就只值300万。这时候，传统的会计模式就失效了。
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可以说是遵循了当前权威的会计标准，但造成的结果使得投资人不能明白隐藏的风险和债务的危机。安然和另外一家公司合资成立子公司，但成立子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，而是把子公司当成“提款机”，安然提供担保，子公司向银行借款，借的钱又给母公司来用。由于母公司不绝对控制这家子公司，在报表上就看不出这一大笔债务。尽管说，公司和会计师都遵守了会计准则，但没能充分表露企业真实的债务风险和营运能力。
公开信上还讲的一个理由，就是制度安排不完善。会计师不该是证券市场中唯一的监督者，在制度安排上应该有个相互制衡的机制。在美国，是财务分析师对会计师进行监督。而在安然事件中，财务分析师是不尽责的。
记者:证监会最近规定国内上市公司在融资时，需要“五大”进行双重审计，你对此事如何评价？
薛云奎:站在公允的立场上，不能说证监会完全不对。以前新募集资金的上市公司，只经过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，现在变成两家。假定要舞弊的话，原来只要买通一家事务所，现在要买通两家，就加大了企业造假的风险和成本。作为投资者来讲，我花双倍的价格买了个“信得过”，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，需要试了才知道。
至于双重审计是一定要由中国人来审，还是要外国人来审，那不一定。只要是两家就可以了，双重审计会让执业更规范。我个人觉得，现行政策有失公允，加入WTO后，我们讲“国民待遇”，对“五大”我们一视同仁，但也不能歧视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。对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，机会应是均等的。
记者:现在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那么多，和客户间又有利益关系，那会计师的独立性如何解决？
薛云奎:收费和独立性的问题，国内存在几个误区。第一个误区，就是很多人认为，注册会计师向公司收费，是向经理人收费而不是向投资者收费。这是很大的误区，从本质上说，是投资人花钱请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经理人进行监督和制约，而不是经理人花钱来监督自己。如果是小偷指定法官来判案，法官还是小偷花钱请的，这个法官能够公正判案吗？
第二个问题，注册会计师跟公司收费并不是按照工作成果的大小来收费。不是说，公司赚钱我就多收费，公司亏损就少收费或不收，而是根据注册会计师提供专业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来收费。如果一个合伙人每小时收费标准是1000美元，那我花了半小时来验证1000万美元汇票的真伪，那收费就是500美元，而不是说因为汇票是1000万美元就多收钱。
解决独立性的第三层考虑是，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比较小，单一客户提供的审计收入超过了总收入的5％，那行业内就该认定你可能在对这家公司发表意见时丧失独立性。“五大”所与国内所相比，优势就在于“五大”是全球性的公司，对单一客户的依赖就比较小，这就不容易被买通。所以事务所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其独立性。
记者:如何来重振会计师信誉，整顿目前业界良莠不齐的现状？
薛云奎:注册会计师实际上是替罪羊，因为会计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太低，大家容易拿他来出气。注册会计师被收买，那是谁收买的注册会计师？为什么不去打击收买的人？从我教会计那么多年来讲，我们从没培养过做假账的会计师。但会计师是弱势群体，会计师得有饭吃，做假肯定是被收买或被迫，那到底是受谁的迫，被谁收买？这不单单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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